在华为公司的一手安排下，7000多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相继“自愿”提出辞职，然后重新签订劳动合同。作为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———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给记者的答复是：这是公司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源调整计划。

    实际上，该公司总裁任正非有着更现实的考虑，而该举动也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风暴来了。今年９月底开始，华为共计７０００多名工作满８年的老员工，相继向公司提交请辞，他们要“自愿”离职。所谓“自愿”其实是很虚伪的托词，背后是华为公司一手安排。按照规定，“自愿”辞职后的员工随后即可以竞聘上岗，职位和待遇基本不变，唯一的变化就是再次签署的劳动合同和工龄，而真正离职的员工均可以获得华为公司支付的赔偿。这不是周星驰的无厘头，而是华为公司颇具匠心的安排。

    颇具匠心的安排早在国庆前夕，黄辉国（化名）就在自己的电子信箱看见了公司的信件，要他主动离职，然后再重新签署劳动合同。这是黄辉国在华为工作的第十个年头，很多和他一样的老员工都收到了信。 “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真的难以接受。”黄辉国２５岁来到华为，１０年来在华为工作尽心尽力。黄辉国１９９６年从一所重点大学本科毕业，通过层层选拔，进入南京的一家国有银行工作，计算机专业的他负责银行内部的网络系统。尽管工作压力不大，但黄辉国每月拿到手的现金不足两千，这让黄辉国产生“重新规划人生”的想法。经过大学师兄的推荐，黄辉国怀揣“淘金梦”来到了华为。

    华为在中国的ＩＴ业素有“钱罐”之称，只要是本科毕业，年薪起点就在１０万元，这是招应届大学生的标准（从社会上特招过来的更高），工作一两年后达到２０万元以上是很正常的事。近两年，内部股改为期权后，新来的员工收入要少一些，但达到年薪１５万元也不是难事。在华为，年收入在５０万元以上的以千人计；年收入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以百人计；其他人虽没有年薪１０万元，绝大多数也不会少于年薪５万元。

    华为的内部论坛上，经常出现未婚女性的征婚请求。黄辉国说，他听过公司老总任正非的演讲，那是激情澎湃，其中有一句让他印象深刻，他回忆说：“任总说，我们公司每个员工家里都应该有一个大阳台，那是干什么用的？那是用来晒钞票的！” 今天看来，黄辉国觉得任正非做到了自己的承诺。１０年后，黄辉国在华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除了基本稳定在２０万以上的年薪，公司还给了他十几万的股份。出身农门的黄辉国在２０００年买了１４０平米的房子，的确有个大阳台，虽然没用来晒钞票，但晒太阳也足够舒适。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孩子，黄辉国还在２００５年买了辆车。

    现在，黄辉国的生活出现了变数。但黄辉国对此反应并不剧烈，早在９月中旬，华为公司就已经与他做了私下的沟通。他说：“如果没有华为，我也许现在还在那家国有单位混日子，在大城市买房子成家根本就是个梦，我现在能理解公司的难处。”

    所谓的难处就是即将在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实施的《劳动合同法》，该法规定：劳动者在满足“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１０年”的条件后，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“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，成为永久员工。上海中汇律师事务所资深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解释说，该法第十四条规定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情况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；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续订劳动合同的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。游云庭说：“只要满足了上述条件中的任何一个，劳动者就应当享受长期、稳定的工作条件。这一制度的规定最终对企业也是有益的，包括华为在内的所有企业均应对此持欢迎态度，而不应对其恐惧并设法规避。”

    但显然华为并不这么认为。激辩华为华为的内部论坛上现在仍然一片安定，但该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。有评论认为：“华为开了个恶劣的先例。他们以企业强势的权力，威胁利诱万名员工‘主动辞职’、自选去留，实际上就是老员工的工龄一次性买断，进而化被动为主动，变相清洗和裁员。” 而社会学者则担心，华为这么有影响力的企业，如此钻法律的空子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。有评论说：“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光是解决了多少就业人口，带来多少税收，做了多少慈善活动就足够的。还要看这个企业的行为是否对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影响，华为的行为是明目张胆的告诉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，要学会偷奸耍滑，要钻法律的空子，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。” 一位署名“华为员工”的人留言说：“以往都教育我们‘小胜靠智，大胜靠德’，现在看来却是‘小胜靠智，大胜也靠智’。”

    但对身在漩涡之中的黄辉国而言，愤懑的情绪并不浓，他说：“如果我当初想要舒适和稳定就留在国有单位了，既然选择了华为，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” 他甚至不理解，为什么媒体总跟华为过不去。他说：“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，那么多国企大规模裁员，怎么就没看到媒体来为职员说一句公道话？华为裁员的成本是当年国企裁员成本的几十倍。” 黄辉国觉得华为颇为“人道”，给离职员工开这么高的赔偿是极其罕见的。他的姐姐在江苏一个小县城的纺织厂工作，下岗后只领到４０００元赔偿。

    记者从华为公司获得的信息显示，所有自愿离职的员工将获得华为公司相应的补偿，补偿方案为“Ｎ＋１”模式。Ｎ为在华为工作的年限，以黄辉国为例，假设他的月工资是５０００元，一年的奖金是６００００元，平摊给每个月就是５０００元的奖金，他在华为工作了１０年。那么他得到的最终赔偿数额就是１００００元（工资＋年奖金平摊）乘以“１０＋１”，计１１００００元。黄辉国全家都觉得，能够给出这么多的钱，没什么可说的。

    《走出华为》一书的主编杨东龙在谈及华为的用人理念时说：“企业雇佣一个人，不仅是要雇身体、双手，更要雇心和脑，拿什么东西能够解决呢？就是钱。” 任正非的管理哲学其实很简单：“如果员工为生活担忧得多一些，工作上用心就一定减少。给他３０００元，只能发挥３０％，给他５０００元真的能发挥１００％，甚至１２０％，华为让人全身心全力地投入到工作中去，这样产生了极大的生产力。” 赤裸的说就一个字：钱！任正非的“狼文化”

    １９８８年，军人出身的任正非以两万块本钱起家，作为创业者，他强调了一种“狼性”。他说，所谓“狼性”，就是“哪儿有肉，隔老远就能嗅到，一旦嗅到肉味就奋不顾身”。正如小说《亮剑》里说到的：“一支部队的性格，和其首任军事长官的性格密切相关。”企业创始人的主张和行为是企业文化的初始，这些行为和主张一旦被企业员工普遍认同并效仿和执行，企业文化就初具雏形了。任正非身上的“狼性”也就这样升华为“狼文化”，任正非曾对员工说：“为了这公司，你看我这身体，什么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颈椎病都有了，你们身体这么好，还不好好干？” 因此，彻夜的加班成为华为内部的家常便饭，员工桌下经常准备过夜的床垫，形成了“床垫文化”。直到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８日晚，２５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因持续加班近１个月，过度劳累致死。但在随后出版的华为内部刊物上，任正非再次强调：“床垫文化”要坚持。

    黄辉国说，目前华为内部的“狼文化”已深入骨髓，中午有人出去买个东西都会有同事打小报告，彼此之间没有一丝温情。记者在对华为员工的采访中发现，他们对于任正非并没有一丝的怨恨，一位深知内情的员工说：“任总素来低调，但他却不是冷酷无情的人，对于企业文化他不是没有认真的反思。” １９９７年，华为邀请了专家研究代表企业文化的“基本法”，任正非要求全体高管人员停下手中的工作一起讨论。在华为“基本法”中，除了企业的责任意识、创新精神、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，还要求员工关心他人，支持希望工程，寒门学子，烛光计划……

    任正非似乎意识到“狼文化”的危害，在渡过创业的艰难阶段，他在有意识的淡化这样的情绪。据透露，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让任正非开始反思自己的企业文化，那就是２０００年李一男的离开。李一男曾是华为的“二把手”，被认为是任正非的接班人。但李一男离开时却是异常的坚决和无情，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带走了很多核心员工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“港湾”。华为文化的研究者李直说：“我一直觉得爱反思的任正非在２０００年不再在企业里提狼性，跟李一男的出走不无相关，甚至可以说正是李一男的出走让他看到了狼文化带给企业的后遗症。” 李一男离开后开始与华为抢食，任正非似乎并不在意。但随着港湾的渐成气候，吸引了大量资金并开始与西门子等国外厂商合作，直接威胁到华为的时候，任正非的狼性也再一次暴发。华为成立专门的“打港办”：只要港湾的单，华为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抢到手。同时，华为破坏港湾与其他国外厂商的合作，在港湾走投无路要卖给西门子等公司时，华为同样让已经板上钉钉的交易泡汤。２００６年，华为收购了港湾全部资产，华为以狼性而获得全胜。但李直却悲哀地说：“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华为人性难以复苏的行为表现。” 此次近万名员工“自愿辞职”，被认为是华为“狼性”的再一次发作。

(完)